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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个视角:鸦片战争后的通商赔款,差点盘活了清朝的财政与经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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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个视角:鸦片战争后的通商赔款,差点盘活了清朝的财政与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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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股熔断,原油期货跌为负数,一个又一个的财经新闻炸开了锅,从而也引起了人们对经济下行的热议。其实古人早就说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,这句话用在鸦片战争后的清朝财政上极为恰当。当中英签下赔款条约后,清政府似乎找到了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,并在短暂时期内,将财政收入提高到“康乾盛世”都难以比肩的顶峰,若非20世纪初的对外战争失利,很可能造就一个颠覆封建王朝认知的财富神话。

清朝的财政下行

清政府所遇到的财政危机并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,而是出现在嘉庆帝继任之初,始作俑者就是嘉庆元年(1796年),发生在四川、湖北、陕西一带的白莲教叛乱。

这种以宗教异端信仰为纽带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被总称为“会道门”,这种组织叛乱往往带有诸多原因,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、元末的红巾军,这是在中央朝廷财政崩溃后,将压力分摊于民间而造成的叛乱,前者以“太平道”为纽带,后者以白莲教为纽带。而清朝的白莲教和太平天国并不是财政崩盘的后果,它们的爆发带有思想启蒙与民族偏见的原因。

但无论起因如何,会道门与一般的农民起义不同,严重的精神信仰,会将人们带往另一个极端——比中央朝廷更具凝聚力的政权形式。所以中央集权必然不允许会道门的出现,当它处于萌芽状态时,政府就会施行强力的打击,这种打击更加激化矛盾,从而催生出大规模的叛乱。

“嘉庆川、湖、陕教匪之役,二万万两。”——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

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之乱拖了九年之久,政府为了镇压耗费了两亿两白银,所以嘉庆皇帝给和珅定罪时,还不忘加上督战不力的罪名。

乾隆帝在“退居二线”的时候,留给嘉庆帝的是七千多万两的国库积累,也就是说嘉庆帝给乾隆爷收拾烂摊子还要倒贴一亿三千万两。

有人说“和珅跌倒,嘉庆吃饱”,话是不错,据《庸盦笔记》估算,从和珅家大概炒没了两亿三千万两。看着几乎持平了军费,但在清朝,大臣炒家所获几乎都是收归内务府的内帑当中,这与国库无关。

而且乾隆留下的烂摊子中,亏空数目也是相当惊人的,嘉庆四年彻查亏空后,从众多官员家中查没的财产,大部分用于贴补前朝的亏空,几乎是“收支相抵”。
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嘉庆吃饱了,朝廷还饿着肚子呢。面对巨额的军费开支,清政府不得不征收特别税,镇压白莲教的几年间,清政府通过捐纳等制度,勉强补进了三千万两的收入,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。

清初在江南地区实行了比较严厉的催科制度,这是对江南税收的一种考核,规定了十成的考核标准,征收不足十成就要被参罚。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江南缙绅豪强凭借权势与地方官府周旋,贿买书吏,隐混和拖欠税收钱粮。所以顺治年间,就针对江南“漏税”问题制造了奏销案,一直延续到康熙朝,严厉打击了江南士绅官僚。

可到了乾隆时期,这种拖欠赋税的情况再次蔓延,乾隆皇帝并没有顺治、康熙的魄力,再者国库丰盈,以至于睁只眼闭只眼的不予理会。

“十七年,户部综计各省积欠钱粮及耗羡杂税之数,安徽、山东各四百余万,江宁红苏各二百余万,福建,直隶、广东,浙江,江西、甘肃,河南、陕西、翻南、湖北积欠百余万、数十万,数万不等。”——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

到了嘉庆时期,这种问题已经一发不可收拾,并且蔓延至全国各地。如嘉庆十七年(1812年),安徽、山东各欠税四百余万;江宁、江苏总共欠税二百余万,这对拮据的财政来说,可谓是不小的冲击。嘉庆帝尝试以“斩首”来威胁地方官员,但收效甚微,好在是战争已经结束,财政压力降低,斩首的口谕也就不了了之。

在平叛白莲教之后,清朝的财政进入一个平稳的发展阶段,四千万两左右的年均财政收入,仍然能够满足帝国的正常运转,只不过是“穷”罢了。只要没有较大的动作,清政府依旧会平稳的运行,就好比一个人的事业遇到了瓶颈期,撑不死、饿不坏。

赔款通商如何激活了财政

从嘉庆帝即位,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,清政府熬过了44个穷困的年头。鸦片战争不同于镇压白莲教,因为镇压性质的战争往往是一种财政的自我调节,政府可以通过战争拉动经济。而鸦片战争除了军费开支以外,还需要实打实的向英国支付巨额赔款,这个款项是单一的流出项,并不能产生拉动经济的效果。

税收结构的变化鸦片战争结束后,清政府统计的军费开支为一千多万两,这与镇压白莲教相比并不算多。但需要实打实的支付两千一百万两的赔款,加之广东省核销的三百万两经费,整场战争花费了近四千万两。虽然赔款一项是分期支付,但对原本稳定的财政带来了较大的压力。

而压力并不等同于伤害,反而成为激活清朝财政的关键一环。可以说战争赔款给清政府带来的压力,伴随着打开国门的“机遇”,为财政摸索出一条坦途。

随着海关的打开,清政府由闭关锁国走向了开放,与外国的贸易额呈直线上升。贸易额的增长又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:

直接影响就是政府的关税收入跟着大幅度增长。在通商之前,清政府仅拥有广州十三行,作为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,微薄的税收也是合并在内地的税收当中,也就是说清朝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海关。

鸦片战争后开关通商,使之成为关税稳步增长的基础,并逐渐成为财政收入的大宗,到了清末甚至超过了土地税的收人。咸丰末年,海关关税为四百九十多万;到了同治末年,就已达到一千一百四十多万;光绪三十四年则达到三千二百九十多万;即使是宣统末年,海关关税也创收了三千六百一十七万。由此再看鸦片战争中的四千万开支,关税就足够弥补。

与此同时,海外贸易间接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,这个间接影响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关税。它促进的是社会的转型,“士农工商”的传统排位在此之后发生了转变,工商业的活跃从而带动了另外一项重要税收——工商业税。

这两项都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情况下,成为清政府财政的重要支撑。当农业受到战争的破坏时,传统的农业税根本无法维持原来的规模,如果再遇到极端的气候,农业税就会大规模的缩水。

比如光绪继位之初,就发生了百年不遇的“丁戊奇荒”,当时的户部上了一个条陈,称以前每年的农业、土地税收入能够达到三千四百多万两,但光绪元年(1875年)的实际收入为一百四十五万两。这对财政来说是致命的,明末的“穷”就是自然灾害与战乱导致的,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帝国的根基。

即便风调雨顺的年份,清末的战争开支也是传统农业税无法支撑的,所以清政府的财政税收开始与西方同步,向工商业倾斜。比如新税目“厘金”,就是以商人的财产为基数,按百分之一的税点收取。

清政府在财政拮据时,也尝试过很多传统的方式,如加重盐税,增发纸币和大面额钱币等。但事实证明,这些旧模式的财政手段,只会添乱,并不能成为拯救财政的良药。到最后,真正能够帮助清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,还是关税和商业税这些近代化的税种。

国际金融手段的运用清朝后期,给清政府造成严重内伤的,是咸丰元年(1851年)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。它在当时最富庶地区爆发,对财富与粮食的洗劫远远超过当初的白莲教,清政府花了十四年时间才将其镇压。

更要命的是,捻军席卷了北方,几乎在同一时期,与南方的太平天国交相呼应。从咸丰三年(1853年)持续到同治七年(1868年)。它的破坏力虽然不如太平天国,却将混乱的局面扩展到了更广阔的范围。

与此同时,陕西、甘肃、宁夏的回民暴乱也于同治元年(公元1862年)爆发,持续到同治十二年(1873年)方才结束。

这三场动乱虽然不是财政崩盘带来的恶果,却在镇压的过程中伤及了清政府的元气。它对清政府财政的破坏之剧烈,已经超过了原始农业型财政能够承受的极限。

自金田起义之后,清政府投入了二千七百万两银子,但仍旧没能阻止太平军占领南京。之后围攻南京期间,江南大营每月军费五十万两,徽宁防营每月军费三十万两,也就是围攻南京一年就要花费一千万两。直到太平天国灭亡,围绕南京的军事活动持续了十二年,这就是一亿两千万两的花费。两营之外,两湖每年也要各自支出四百多万军费,这还不包括外围的军费开销。

到了同治中期,各路核销的军费统计已经达到了四亿三千二百八十万两,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。这样的消耗规模,翻看历朝历代,必然引起全面崩溃,对于清政府而言,这也绝对伤筋动骨,但最终还能顶住压力,成功镇压,可谓是前无古人。

我们在抨击鸦片战争的赔款、造成的贸易逆差、鸦片对国民的荼毒、甚至是清政府征收的“洋药”税时(针对鸦片交易的税目)。也不得不承认,这场战争给清政府造成压力的同时,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。

当清政府经受住三次内乱的冲击后,也证明了近代化财政模式,远比旧式财政模式强大。所以清政府尝到甜头之后,对近代财政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摸索,其中最重要的并非关税和工商业税,而是“国债”与“信贷”的国际金融手段。

在旧式的财政模式下,当王朝在战争进行时,由于开支过大,无疑是通过加派农业税、土地税、清仓垄断产品、卖官鬻爵的方式,增加朝廷控制的钱粮;当纸币产生后,宋朝以后的政府也会通过货币手段,从民间抽取更多的财富,这就是支撑战争最传统的方式。所以旧财政模式下的政权,往往是财政崩盘后的内忧外患一同爆发,从而加速政权的覆灭。

而当清政府进行近代财政模式的摸索后,学会了用国际金融手段进行资金筹集。战争期间无需向民间增加过重的负担,而是通过发行国债,或者对外寻求借款,用以维持战争需求和财政的健康发展。

当战争结束后,政府再慢慢摊还,这种方式可以避兔政府在某个时间段负担过大,从而转嫁负担到人民的头上,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。

这种手段最早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,由苏州、松太道的地方政府,向洋商借款十二万七千七百两,用于镇压当地的小刀会。这使清政府在军费开支暴涨的时期内,还能获得比之前任何时期都灵活有效的财政能力。

随后这种手段就被推广开来,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,由于军费不足,两广总督黄宗汉向美国旗昌洋行借贷了三十二万两白银,用于和英法作战。

从咸丰三年(1853年)到公元同治四年(1865年),粤、闽、苏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,总共向外国借贷三百万两。这里虽然存在不懂规则而被欺诈的部分,但总体上还是较好的解决了燃眉之急。救急如救命,正是有了财政上的灵活度,才有了社会重归稳定的可能。

放眼整个清末财政,在甲午战争之前,清政府的借贷思想是灵活和谨慎并存,所以在风险控制和激活财政上都展现出“中兴”的潜质。

我们俗称的“中兴四大名臣”,都是善于国际金融手段的理财专家。如镇压回民起义、新疆阿古柏叛乱的左宗棠,平叛期间一共举债六次,分别向上海的恰和、东方、汇丰等机构借贷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。其中筹集军费占大头,还有一部分则是为了将原来的借款延期,可以说是把国际金融手段玩的炉火纯青,这也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重要支撑。

光绪九年(1883年),中法战争爆发,清政府共计支出了三千多万两军费。为了补这个财政漏洞,两年内连续向英国银行机构借贷了一千二百六十万两,借债金额总体控制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,并没有造成系统性风险,反而增加了军事和财政的灵活性。

当财政逐步向关税、工商业税倾斜时,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稳步增长的。当突发的战争来临时,清政府又能够通过借贷缓解财政压力,这种良性的循环下,清末的财政状况其实达到了历史性的巅峰。

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除了洋务运动的工厂收支未计入财税外,清朝中央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八千九百多万两,财政开支为七千九百多万两,总体上收支平衡,略有结余。更重要的是,传统的农业土地收人不再一支独大,已降至二千三百多万两,而关税收入达到了一千八百多万两;商业税厘金为一千六百多万两,这就极大的优化了清政府的财税结构。

在近八千万两的支出中,军费占比最大,总计支出了三千八百多万两,这主要花在了近代军事建设上。而支付的债务和战争赔款,总共三百八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一两,也就只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,这就说明了国际金融手段的灵活性,能够使清政府的财政具备更大的弹性。

其实,历史课本上将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一个起点是有道理的。从这一年开始,在西方的冲击下,除了战乱的影响,清朝已经开始拼命的向西方学习,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

虽然打开国门后,造成了贸易不平衡,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,但随之而来的是外来资本的增加,填补了清朝巨大的贸易赤字。并且将南方省份变成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社会,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,这就是社会的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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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在资本运作中,封建政府不可能甘愿做一位“守夜人”,政府需要参与到工商业中,除了税收之外,就是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和工厂。这确实也抑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,但它毕竟站在资源整合的食物链顶层,当然也是最有效的强国手段。

所以参与近代化进程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人群,一类是清政府上层较有远见的官僚,一类是东部沿海地区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的普通民众。

第一类人凭借资源优势,掀起了近代化进程的第一次浪潮;第二类人则成为第一波浪潮的接力者。此时的政府已经乏力,但构建了主题框架,民族资本在“旁观者清”的状态下吸收了大量的养分,于第二次浪潮中开花结果。日本的近代化就是这种模式,最初是政府主导,随后民间完成接力,进人更加自由的经济时代。

清朝的近代化问题并不在于第一波的洋务企业,而在于第二波的民间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完成接力。这并不是洋务运动本身的压制,而是主导这场运动的封建官僚,并没有按照新商业模式转换头脑,这才抑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,是人的问题。

除了人的问题之外,20世纪初的外部环境也并没有给足清政府时间,导致清政府主导的近代化没能跑过列强崛起的速度。如果清政府能够得到更长时间的统复,建立一套自好的财政体系和经济体系,以此为基础加强军事建设,完全有希望完成近代化的转型。但随着甲午战争、义和团运动、八国联军侵华的步步蚕食,最终由辛亥革命走向共和,清政府的努力与尝试就被定格在史册之上。可以说清朝的灭亡,使我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,而更重要的是,随后的三十多年里,人们再也没有获得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。

参考史料:《清史稿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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